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父亲过世以后，经常回家陪母亲，经常聆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
　　我的母亲和金陵那位名满天下的女教育家王贻芳取相同的名字，只不过新中国一成立，她就在安徽的一个当时仅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当小学教师，四十几年以后，她在这个城市以小学校长的身份离休，可以说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学教师。
　　然而，母亲是有过她的辉煌，那是在她的青年时代。
　　母亲年青的时候，是一个智商和心气都挺高的姑娘，抗战期间，她和弟妹们与父母失散了，成了“战时孤儿”，被送进了四川保育院，当时的保育院院长是宋庆龄。解放前夕，保育院曾保送她去学音乐，但为了照顾弟妹，母亲放弃了。好多年以后，母亲说起她那些一起保送去学音乐、后来成了国内著名音乐家的保育院同学时，言语间总是不无感慨。母亲选择了可以使她更快地走上工作岗位并能挣得一份稳定收入的师范学校，不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音乐家之梦的失落并没有挫灭母亲那份渴望成功的心气，她的才华在普教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当时国内教育界极为推崇苏联“凯洛夫教育法”，而我母亲则从自己富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丰富了这一苏联先进的教育方法在中国的内涵，从而成为一位普教战线的年青标兵。
　　鲜花和荣誉接踵而来，并在1953年四月达到了辉煌的高潮。我见过那张暗红色封面的请柬，那是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发，给第七届全国工代会的每一位代表，邀请他们赴怀仁堂宴会并参加第二天的天安门“五一”观礼。那晚宴会的情景在我母亲一次次的忆述下，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兄妹的脑海里，并成为时时可以浮现在眼前的生动一幕：总理频频举杯向大家敬酒，四位服务员托着酒盘随在他的身后，大厅里的各路英杰既为总理的海量而惊讶，更为总理的那份豪情和关爱激动得热血沸腾，不能自已。高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欢乐之夜，第二天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要来看望这届“群英会”的代表们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母亲没有向我讲述那天接见与合影的情景与心情，也许，那是语言所无法表述的。但是，母亲从北京带回的那张照片，已成为我们家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兄妹三人，都是从牙牙学语的时候，便最早从这张照片上，认识了毛主席、刘主席、朱老总、周总理。照片上的母亲，就站立在刘少奇主席的身后，脸上洋溢着难以言状的幸福，那是我们见到的一生中最美丽的母亲。
　　以后的那段岁月，是我母亲人生乐章华彩段落的延续。她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连续几届当选省市人民代表，各地请她去作报告，著名的女记者浦熙修来采访她，还将她的事迹刊登在《文化报》上。一位年青的小学女教师成了故乡这座小城的骄傲，这一骄傲的最直观的标志是那张珍贵的合影。很多与母亲相熟或不甚相熟的人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一睹这张照片，感受一番普通群众与伟大领袖们在一起的那份巨大喜悦与幸福。照片后来还在全市做了展出，以后我母亲将它镶进一只精致的相框，挂在室中，每日拂拭，我忘不了母亲凝视照片时那种幸福满足的神情。
　　然而母亲的幸福感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先是浦熙修的那篇文章，此时这位大记者已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受到大右派的“鼓吹”，自然不是什么“好事”。随着“运动”的升级，国家主席也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母亲终于“在劫难逃”被打成教育界的“反动权威”、“刘少奇教育黑线”的代表人物。这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虽称不上大大的“奇闻”，但对于我母亲来说，却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把她和“刘少奇教育黑线”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与证据，竟然仍是那张曾给她带来巨大荣誉与幸福感的照片。记得我曾经问过母亲：“那不是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吗？”母亲带着苦涩的笑回答：“可他们说合影时你为什么不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后，甚至也不站在朱老总、周总理的身后，偏偏要站在刘少奇的身后呢？”。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某些人理智的丧失在这条荒谬可笑的推理中体现得是多么淋漓尽致。
　　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母亲回不了家，她被关进所谓的“学习班”交待“问题”，包括要她交出那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问起母亲当时是怎样保存下那张照片的，但我们都知道母亲为此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我们又看到这张照片是十几年以后了。那时我们兄妹都已通过重新恢复的高考跨入大学之门，母亲被调了几所学校以后又回到她最初工作的那所小学。一次放假回家，母亲不无激动地告诉我们，市里搞展览，向她来借那张照片展出。很多人知道了这位几十年来在小教战线上默默工作的女教师，还有过那样一段青春飞扬的时刻和记录这一时刻的一张珍贵的照片。
　　我们又看到母亲摩挲端详这张照片那副沉醉幸福的神情了，只是那神情中多了许多沉思和沧桑。母亲珍藏的照片已经变旧发黄，它所载负的不仅仅是几位国家领袖们的形象和我母亲的青春，还浸入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血液科  李静）